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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吴昌硕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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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书法、绘画和刻印的四绝艺术,都是相互联系,相依相成的。吴昌硕先生的“直从书法演画法”,“画与篆法可合并”的诗句,也就说明这个道理。他老人家在《刻印》长古中说:“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吴昌硕毕生孜孜不倦肆力以求的正是这个“通”字。他在精通了金石考据和娴熟了古今字体结构之后,进而又将书法与诗意入于画中,这画的艺术效果自然不凡。然而他又说:“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不难理解,“画理”是从吴昌硕毕生艰苦的艺术实践中悟来的,是从一个“通”字中得出艺术理论的结晶,在他一生留下的许多艺术遗产以及他的笔记和函牍中,都可以找到他有关美学和“画理”的精辟见解。

先父吴东迈先生,曾把先祖父昌硕公的“画理”加以总结概括,用这样四句话来表达,即“师造化,奠基础,贵独创,寓褒贬”。

(一)师造化

昌硕先生在题《梅花诗》中曾有这样的句子:“吾谓物有天,物物皆殊相,吾谓笔有灵,笔笔皆殊状。”大意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作品,都要殊相作为依据,不能凭空想象,但也不能呆板地用笔底来表现万物的“殊相”以求“形似”,必须要透过表象,深入抓住对象内在的精神实质,以求“神似”,才能“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所谓“五岳储心胸,峥嵘出笔底”。他在《六三园宴集》诗中说:“无端长风吁海表,胎禽(指鹤)舞雪寒皓皓。此时目中书画徒相嬲,娇首乾坤清气一切齐压倒。”更进一层阐明师法造化的旨意。

(二)奠基础

昌硕先生说过“读书最上乘,养气亦有以;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倚。”又说读书破万卷,行道志不二。”所谓“养气”与“行道”,指的是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这与读书勤学的修养是不容分开的。任何工作都不可缺少这两个方面的修养,对艺术工作者来说,尤其显得重要。要在艺术上有所发挥创造,非得依靠文学艺术多方面的学问,奠好扎实功力的基础不可。只有奠好强有力的扎实基础,“气”方可“充”,才可“意造”,才能把书、诗、画、印熔于一炉,艺术方可达到高超境界。

(三)贵独创

昌硕先生说:“画当出己意,摹仿堕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出己意”就是要有创造精神,又道“古人为宾我为主”,更大胆地要超越古人。但他同时也反对一些借口创造,不求奠基,徒求速效,而离开法度,行不由径的做法,说道“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以告诫后学者。

(四)寓褒贬

吴昌硕先生早年遭到兵荒马乱之灾,中年生活也是坎坷莫定,人世炎凉,使他积累了浓厚的愤世嫉俗心情,寄托在诗中画里,泄发出胸中抑郁不平之鸣。他常在画的梅、兰、竹、菊、石、荷、松等的作品中,题以长跋、诗句,使这些画面,都成了有生命的艺术品。吴昌硕的绘画作品往往以物喻人,一舒心胸,真是“画树墨狂饮,借以吐块垒”。有时以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如画猫,如此题道:“前朝太内,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贵养者,常呼猫为‘老哥’。”又在一幅《钟馗画》中题句:“馗乎馗乎,易不奋尔袍袖,砺尔剑锷,入鬼穴,刺鬼母,寝其皮而食其肉,保四海八荒,纤尘不作,而依草附木之游魂,曾何是以供尔大嚼。”把旧社会人少鬼多的世界,骂得多么痛快淋漓。所以在他的诗中画里有歌颂,有涕泪,有笑骂讽刺,甚至有和鬼神与大自然的对话。

他绘画除以书法笔法来表演所画对象外,细小的地方也很注意,如钩筋、点蕊、擦皴、点苔等,各方面都要顾看全局,相应相宜,使轻重虚实配合恰当。题款字大小、多少都得统筹安排,不因空白多而多题,空白少而少题,即使是钤印位置都经过详细考察,诸如印章大小、多少,朱白分布等等。他作画也非常重视陪衬与色彩的配合,像画兰、菊等花卉常以石为陪衬,使兰、菊更显得孤傲高洁。其他如牡丹与水仙相配、红蔷薇与芭蕉相配、凤仙与枇杷相配,都可使画面收到对比协调之美趣。

总观昌硕先生艺术的伟大成就,其影响最大的是绘画,功夫最深的是书法,诗文是书画的推动力,篆刻是书画的发展,又反过来成了加强书画的表现能力。四者浑然一体又各有千秋。之所以能构成四绝的基因,就是不可忽视的所谓“气”。昌硕先生自己说:“苦铁画气不画形。”我国艺术领域内,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气势”二字。“气”是艺术内在精神生命,“势”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两者相互依成,互为表里。南北朝大画家谢赫所说“绘画六法”,“六法”之首条就是“气韵生动”。石涛是“以心使腕,以腕捺笔”,则心气自生腕底而运于笔间。昌硕先生对气韵之生深有领会,他主张作画时凭一股气,他说:“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依。荆关董巨流,其气仍不死。”同时他对自己的评价是“道我笔气齐幽燕”,所以他的作品是“气”势磅礴,“韵”味卓然。

文:吴长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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