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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词达意 看唐诗宋词在词牌韵律上的宽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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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调、韵律和词意,滋润了唐诗宋词内容的宽,令唐诗宋词在内容的挖掘上,可以吸取多元化的养分,变得丰满起来。但是,它们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成为限制唐诗宋词在表现形式上的窄。

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

绕不过去的文学艺术发展的巅峰,总在吟诵唐诗宋词的销魂刹那。唐诗宋词之精妙绝伦在于,词牌(曲调)、韵律和词意,三者相通相达且缺一不可。

曲调、韵律和词意,滋润了唐诗宋词内容的宽,令唐诗宋词在内容的挖掘上,可以吸取多元化的养分,变得丰满起来。但是,它们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成为限制唐诗宋词在表现形式上的窄。因为,必须满足的诗词规则,一旦越细化越具体,则会限制和束缚诗词自身的创新突破。

唐宋时的词,伴曲而唱,曲有曲调。曲调即词牌,全部旋律和节奏的总和。词与曲调之间,按词制调,依调填词。词调相符,说起来很简单,但简单绝非容易,难点在于用词必须精准老辣,在字数限制之内,与内容所需相符,并契合所需意思。

以词达意之后,还必须考虑与韵律相配。韵律,指诗词中的平仄、对偶格式和押韵规则,而非词牌曲调中的旋律和节奏。

抑扬顿挫的平仄,能引导情感起伏,助推故事节奏;工整严谨的对偶,要求字数、字词、字意精炼对仗;朗朗上口的押韵,则依曲调和内容,利用韵母相同的尾字,营造气势连贯的节奏,方便演唱和传播。

曲调、韵律和词意相通相达,真是一件说起不容易,做起更不容易的事。它们既是游戏的限定规则,又是游戏的最终效果。它需要乐曲知识、结构意识、文学造诣与修养、观察并总结社会现象的洞察力等非常多的硬核知识。只有文化精英们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层次。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唐宋诗词有名有姓的作者人数最很多。不完全统计数据表明,其诗词最多总计25万首。《全唐诗》所收诗人2200余名,诗作48900余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位。宋朝诗人7868名(网络数据),诗词总数208386首(网络数据)。可见,诗人是稀缺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扬名立万的诗人。

正是细致严苛的限制性条件,成就了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艺术历史上的辉煌灿烂。鲁迅先生高度赞誉唐诗时说,“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即是最朴素、最恰当不过的中肯评价。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起于宫廷乐府的词牌,在内容上即使辞藻华丽,韵律和谐,读起来销魂荡魄,但大多缺少“文以载道”的道。缺少思想性,纯粹仅供贵族茶余饭后消遣娱乐,成为唐诗宋词的缺憾。

从历史来看,道才是文学作品最大的宽,才是持续发展的旺盛生命力。尽管唐宋不乏杜甫、柳宗元、元稹、王昌龄、陆游、黄庭坚、梅尧臣等现实派诗人,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始终是精英人士在创作上的政治禁区。讴歌明志可以,婉约矫情可以,寄情山水可以,借古讽今可以,牢骚满腹可以,谈情说爱可以,打情骂俏可以,戳贵族脊梁骨的事、涉政治的事绝对不行!

这就是唐宋诗词的尴尬。因此,尽管唐诗宋词在韵律(形式)上达到极致,可供选择的创作内容也非常宽广,但却没能在思想上有效突破。边塞诗人和田园诗人大行其道,而关注民间疾苦和描述社会现实的诗词很少。这样的特点,同样也可以,从唐宋时的艺术家们将更多的创作激情抛洒于山水、花鸟、人物国画的行为上,找到不可干预政治的踪迹。

因为不能描述、不可描述和没有描述,社会不满情绪找不到宣泄的方式,唐朝隐匿起来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越积越多,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消耗了唐朝大量的社会财富,据说造成人口锐减3000多万,外表强盛的唐朝最终衰败。宋朝同样如此,尽管经济繁华歌舞升平,但两宋320年的统治时间里,据统计宋朝爆发的农民起义多达434次,居历代王朝首位。

这是典型的“没有看见不代表没有发生”社会治理思维带来的对社会发展的巨大破坏。“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禁言式的视而不见,最终让自欺欺人的贵族阶级付出惨痛代价。

唐诗宋词的词牌、韵律、字意, 既为宽,又为窄

文学艺术是社会和时代的载体。每一个时代,均有独特的主流艺术表现形式,以体现社会特征。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成为中华文化在每一个社会阶段发展的具体特征。它们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和社会烙印。

各领风骚数百年,气势如虹的唐诗宋词,依然难逃衰亡的生命周期。

唐诗宋词的词牌、韵律、字意,既为宽,又为窄。它用严格的曲调限制了诗词的流派风格,又用韵律助长了节奏的气质和性格,还用以词达意严格了诗词意境的精致。正是集多家之长,的多样化宽泛,成就了唐诗宋词在历史长河中的巅峰地位。不过,也正是如此这般事无巨细的规则限制,让其固化而无法从内部和外部突破创新,最终衰落消亡,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同时,文化精英们殚精竭虑地过度追求精致和细节。比如,贾岛在《题李凝幽居》中追求“推”“敲”一字的精准,从而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观察社会生活,更不会思考社会中大量的现实问题。这是贵族阶级乐见和提倡的。脱离社会现实所需、过于理想化的“泛滥”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

文化行为的模仿和传导,自古遵循从上而下的规律。底层老百姓总是模仿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展现,地主阶级总是宫廷皇族的奢华生活和精致文化的行为传播者。宫廷乐府创造了大量词牌风格,引领文化精英们纷纷仿效和向往,从而让作品成为阳春白雪的奢侈品,失去下里巴人坚实基础。

或许,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必需品。但诗词从未成为必需品,它永远是奢侈品,即使今天多人怀念唐诗宋词的岁月,依然没有成为必需品。

唐宋时的诗词本用传唱传播。但印刷术发展成熟后,唐代的雕版印刷,把词从曲中解放出来。书的大量印刷,突破了传唱传播的局限性。诗词从宫廷精英的特权独享,突破地主阶级的限制,迅速地扩散至乡村野老的底层老百姓。老百姓摆脱地主阶级的解读束缚和诱导传唱,第一时间里,接触到精英的文化,并有了自己的思考。进而引发大量的诗词模仿,推动和促进诗词的进一步向极致发展。

即便如此,底层百姓仍然难以在诗词歌赋上有所建树。在印刷术的推动下,民间艺术得以野蛮疯长,大量的模仿而生的劣质诗词逐渐驱逐了优秀的作品。山寨作品可以摧毁原创精品,一向不假。

不过,幸运的是,地主阶级能坦然接受自己在文化生态链中地位的没落,反衬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包容和学术开放的发展水平。他们并没有像西方宗教改革时期的传教士,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社会地位(上帝和子民之间的代理人身份)没落时,对推崇宗教改革的异见份子和印刷术,用野蛮手段的血腥镇压。

唐诗宋词可谓成于宽,死于宽

文化的自信和繁荣,从来就是建立在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的基础上的。经济是文化的必要充分条件。如果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没有伴随开放的文化自信出现,那么,社会经济是否真实发展值得怀疑。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顶峰,宋朝是封建社会余辉的延续。一旦社会经济由盛转衰,文化自信自然盛极必衰。周而复始,天道亦然。

当然,唐诗宋词繁荣高潮之后的消亡,只是某些形式上的忽略,或者说是某一特征被忽略,而另外一种特征会摆脱以前均衡发展状态,而得以加强,继续发展。比如,今天我们学诗,多强调用韵和对偶,而忽略了平仄技巧造就的情感和节奏,就是诗词某一特征突破以前定式发展的明证。

过于严格的游戏规则,消耗了唐诗宋词自我发展的能量和空间。唐诗宋词可谓成于宽,死于宽。阳春白雪离开了宫廷贵族的滋润厚养,终将让位于下里巴人的世俗喜好。这就是元曲和明小说兴起和流行开来的原因。

相较于严苛的平仄、对偶、押韵,元曲和明清小说,用开放性的松散结构和白话易懂形式,加上通俗文学所具有的故事性,也更易于传播。所有的文学艺术,生存下来的前提就是,传播自己,让自己被大众接受和认可,才能活下去。

唐诗宋词用形式消亡的窄,成就了元曲杂剧涅槃的宽

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消失断裂一说,文学艺术从未消亡和被抛弃。诗经可在楚辞中找到影子,楚辞在汉赋中得以存留,汉赋遗风又流散于乐府、说唱文学中。唐宋诗词形式的灰飞烟灭,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另外一个时代,得以脱胎换骨式地进化传承。

比如,元代的曲,抛弃了诗词繁琐的韵律,突破字数限制,继承着诗词传播思想的灵魂。其后明清的小说,则抛弃了元杂剧的表演性,转而迎合个体更重视主观思考和感受的趋势。因为静心阅读比诱导性的表演,更能引起情感共鸣和多角度思考。

因此,可以说,唐诗宋词用形式消亡的窄,成就了元曲杂剧涅槃的宽。

与唐诗宋词的乐府弹唱相比,元曲则在一人弹唱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舞台背景下的多人角色说唱表演的杂剧。表演内容上更能多角度地描述社会生活,因此也更能吸引底层老百姓的注意力。典型如元曲四大家及其相关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墙头马上》、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离魂》等等。

当然,从明清白话小说的流行,可以看出隐匿其后的逐渐成熟开来的印刷技术,对社会知识的促进作用,还可以看出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底层老百姓获得各种印刷品越来越方便,进而识别汉字数量逐渐增多。尽管这方面的证据难以观测和量化,但印刷术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推动作用,不容置疑。

我们自然可以观测到,随着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进步和提高,人们反而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重视个体在当下状态中的自身感受。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它让我们更关注自身与周边环境的共生关系,而放弃假大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让那些非理性幻想,交给社会学家、政治家们去实现吧!

今天,唐诗宋词那销魂迷人的韵律,仍有不少拥趸。尽管唐诗宋词仍精致如昨,璀璨夺目,可惜时过境迁,离开了唐宋的时代环境,也必然读不出唐宋时代的情怀。文学作品一旦没有了生存土壤和环境,那就只能是历史的绝响。

有些时候,人们不自觉地回头看,不过是用追忆唐宋经典的繁华,来控诉当代文化艺术陈腐的没落,以逃避看不到现实文学发展方向而产生的落差和迷茫。

不过,请放宽心,我们仍在朝着未来宽阔的远处向前,终究向前。

(秦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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