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诗经》学“价值”的瓦解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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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从批判《诗经》学成说入手,以反对《毛诗》的牵强附会:

要其矫诬三家者不过三端,曰:“齐、鲁、韩皆未见古序也,《毛诗》与经传诸子合而三家无证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无考也。”(魏源 16)

问题列出,魏氏遂“一一破其疑,起其坠”(魏源 16),由外而内,最大限度地否定《毛诗》的独尊地位。之后,魏源详析“美刺”,认为《诗》既有作诗者之心,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三家《诗》多关注作诗者之心,而《毛诗》则多言采诗、编诗者之心。“美刺”实为《毛诗》晚生之意,故可弃之。此外,魏源还探讨了四家《诗》篇名、章句、训诂的异同问题。篇名以批评宋儒为主,认为“诗之篇名,有三家《诗》异于毛者,有古书所引异于毛者”(魏源 22),许多地方毛误而三家确。章句则批判欧阳修而力证三家有《七月》。训诂又以《尔雅》文字差异、群书引《诗》之韵、三家皆本字毛皆假借等,逐一批判成说,从而得出《尔雅》等书并不独尊《毛诗》而是诸家兼采的结论。而后又通过对四始、二南、王风、邶鄘卫的义例阐释,以三家《诗》的标准重新排列《诗经》次序,全方位、多角度否定《毛诗》。

在“夫子正乐论”中,魏源从三个方面力证孔子以《诗》入乐之事,以佐证周公、孔子用心于来世的观点:一,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入乐又有正歌、散歌之别。孔子自卫返鲁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事中,经孔子之手的诗均为正诗。而变诗地位较低,纵使用于乐奏,也多处于乐章并不重要的后半部分,“一,用于宾祭无算乐,再用于矇瞍常乐,三用于国子弦歌”(魏源 24)。二,通过论证先秦典籍引《诗》见于《诗经》者多,亡佚者少,季札观乐不出十五国风,批评欧阳修“圣人删章删句删字”之说,力证孔子并未删诗,其功在于正乐。三,通过对朱彝尊“六笙诗之序为夫子所有”“以《貍首》采齐九夏之属皆古诗乐章”等观点的批判,得出在具体诗篇中“金奏之属是乐非诗,笙管之属是佚非删,貍骊之属非诗非乐”(魏源 33)的结论。

魏源以为孔子乃继周公而来,“盖欲法文王而不可得,则于周公制作中求之;欲行周公之道于东周而不可得,则寓之空文以垂来世云尔”(魏源 47)。又认为“明乎《诗》亡《春秋》作之义,而知王柄、王纲不可一日绝于天下,而后周公、孔子二圣人制作以救天下当世之心,昭昭揭日月,轩轩揭天地”(魏源 1)。由此可见,魏源实视孔子为周公学说的继承人,孔子正乐用心在来世,周公亦然。魏源就是这样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重新诠释《诗经》,从而期望“重组思想的秩序,进而透过重组的思想世界来重建生活世界的秩序”(葛兆光 479),以求达到挽国势于既颓之最终目的。

值得关注的是,《诗经》新汉学的经典著作中,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刊刻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胡承珙《毛诗后笺》刊刻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陈奂《诗毛氏传疏》刊刻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而魏源《诗古微》初刻于道光初,二刻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也就是说,在《诗经》古文学沿着强大的传统惯性,即将到达顶峰的时候,今文《诗》学却率先完成了弯道超越。换句话说,《诗》学领域已持续200年左右的汉宋之争在即将以古文学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今文《诗》学却迅速将世人的目光转移到今古文之争上。学术的转移、价值的取舍几乎全在瞬间完成。不过这种转变仍然是以一种使用价值取代另一种使用价值,其学术底色依然还是传统经学的。随后,国家面临二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文经学短期成为时代显学。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今文经学救国的理想彻底破灭。之后虽有廖平、皮锡瑞的出现,但终未能在思想学术界再掀起大的波澜。

中国学术史上向来存在隔代呼应现象。今文经学救国理想破灭后,古文经学为填补学术真空曾再度短暂抬头。然而时移世易,世纪之交的政治大局已大不同于以前,旧瓶装新酒或新瓶装旧酒都无力真正挽狂澜于既倒。如何改造经学以适应新形势,便成为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的当务之急。

简言之,章太炎的学术特点就是将传统学术“以经为纲”转变为“以经为史”,而这一观念和思路正开启了对《诗经》传统价值系统的瓦解和重建。当然,“以经为史”的观点并非章太炎首创。王阳明已有“五经亦史”(王阳明22)之言,章学诚更有“六经皆史”的著名观点。清末今文经学家们为了争取自己学说的合法性,也引入历史学的考证方法,以求证明今文经学更为古老也更为可信,无意中也“充当了以史学瓦解经学的角色”(葛兆光 482-83)。然而至章太炎,“以经为史”观念获得了几乎超越所有先圣前贤的理论明晰性和实践针对性,其云:

《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易经》也是史。[……]这样看来,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演讲集(上)》99-100)

这段文字发表于1910年2月《教育今语杂志》(创刊于日本),可以看作章太炎经学观念的基本纲领。之后,章太炎多次申明这一观点。1922年在上海江苏教育会的讲演中,章氏再次强调:

“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在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史;《诗经》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国风》是歌咏各国的事,《雅》《颂》是讽咏王室的,像歌谣一般的,夹入很少,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周礼》载官制,《仪礼》载仪注,在后世本是史底一部分;《乐经》虽是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史。(《演讲集(上)》 319)

较之前一次仅仅粗略地指出《诗经》是记载王朝、列国政治的观点,十余年后,当章太炎再次集中表达“六经皆史”观念时,其对《诗经》的分析明显详细了许多,并具体指出“王朝”的诗实为《雅》《颂》,“列国”的诗实为《国风》,但无论哪一方面,都无一例外地属于“史”。

1933年3月15日在无锡国专所作题为《历史之重要》的演讲中,章太炎再次提到经与史的关系问题:

经与史关系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尚书》《春秋》,本是史书,《周礼》著官制,《仪礼》详礼节,皆可列入史部。西方希腊以韵文记事,后人谓之史诗,在中国则有《诗经》。至于《周易》,人皆谓是研精哲理之书,以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今所称社会学是也。(《演讲集(下)》 490-91)

章氏此次讲演中讨论“六经皆史”的观点与十年及二十年前几乎未有任何变化,只是这次谈论《诗经》的视角不再从王朝、列国的政治着眼,而是涉及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的比较。众所周知《荷马史诗》是以一部著作讲述一场战争,时间跨度涵盖不过二十余年,而《诗经》记载的内容却从周初一直到春秋中叶,所辖时间长达五百年之久,虽然所记之事并不统一,但章太炎依然从民族经典的角度将二者进行对比,进而得出《诗经》亦是史诗的结论。今日思之,这样的比较和看待是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氏内心深处沉重的文化焦虑呢?

1935年6月,章太炎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作《论经史儒之分合》的演讲,再次提到“六经皆史”问题:

古无史之特称。《尚书》《春秋》皆史也,《周礼》言官制,《仪礼》记仪注,皆史之旁支。《礼》《乐》并举,《乐》亦可入史类。《诗》之歌咏,何一非当时史料?《大小雅》是史诗,后人称杜工部为诗史者,亦以其善陈时事耳。《诗》之为史,当不烦言。《易》之所包者广,关于哲学者有之,关于社会者有之,关于出处行藏者亦有之。其关于社会进化之迹,亦可列入史类。故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演讲集(下)》 591-92)

这次演讲,章太炎又将两年前的“史诗”之说进一步细化,认定《大雅》《小雅》为史诗。因为《诗经》与《荷马史诗》毕竟有着许多的不同,章太炎此处似乎担心听众不能全然明白自己所言“史诗”之意,特于此后举杜甫“诗史”之例以明之。

由上可见,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章太炎视六经为历史的观念一直坚持未变,但其论证《诗经》为史的视角却分阶段有所调整,他先是以传统观念指出《雅》《颂》为王朝之政,《国风》为列国之政,后来则直接引入西方“史诗”观念比附《诗经》。这种论证方式对一向“严辨中西,不分今古”(陈璧生 56)的章太炎而言,是不是也表达了某种文化坚守的动摇呢?我们尚不得而知。

与反复强调“六经皆史”相映成趣,章太炎还多次论证《诗经》为史,其中《小疋大疋说》是很典型的文字。在此文上篇,章氏引《说文》“疋,足也。古文以为《诗》大疋字”一句,通过转引述论,推导出“疋”即足迹,反推之,则足迹即为“雅”(《太炎文录初编》 1-3)。如此,《大雅》《小雅》便均为先王足迹。原本“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风”(郑玄 3)的《大雅》《小雅》经过如此训释,便成了言先王历史的诗篇。下篇中,章太炎通过征引秦汉文献,指出“雅”与“乌”同声。周秦之声乌乌,由此知《大雅》《小雅》均为秦声所成。章氏云:“疋之为足迹,声近雅,故为乌,乌声近夏,故为夏声”(4)。在坚持上篇“雅”为历史的基础上,通过音读转训,将“雅”与“夏”结合,“周之九夏,以钟鼓奏之,禹乐又称大夏,悉非《文王》、《鹿鸣》之侪”(4),从而进一步坚定《大雅》《小雅》为周民族历史的观点。这一考证为章太炎的得意之作,在其后的数十年间,章氏仍反复申明这一见解。②

除论证大、小雅为“史”外,章太炎《检论》中的《六诗说》《关雎故言》二文亦同样为其视《诗经》为“史”观念的有力支撑。在《六诗说》中,章太炎不认同自孔颖达起即已成共识的“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用”说,而是回到郑玄,认为赋、比、兴也各有诗篇,但这些诗篇在《诗三百》中均遭删除,所以后世才出现了混乱。章太炎同时肯定司马迁“古诗三千”之说,认为孔子删诗的标准为整齐篇第、合于礼乐,也就是说凡不够整齐、不合乐章的诗都在孔子汰删范围之内,而赋、比、兴恰恰就是这一类诗(《检论》 396-99)。这一论证,章太炎欲展现的是孔子之前诗歌的发展概况。

在《关雎故言》中,章太炎首先认为《关雎》中的“淑女”一词,毛公、《诗序》、郑玄、后世解《诗》者以及近人看法均不确,从而指出《风诗》开端所陈实为文王与商纣之事,淑女是鬼侯之女,《史记·殷本纪》和《鲁仲连列传》中的鲁仲连书均提到过这一人物。鬼侯与鄂侯、文王同为殷之三公,鬼侯献女于纣,女不喜淫,纣怒而杀鬼侯,时人称赞其女之美德,遂作《关雎》。如此,则《关雎》实为商诗,为何今在《周南》?章氏认为,鬼方处于江汉与洛阳之间,称美鬼侯女的歌谣起于南国。鬼侯女事又是周代王业兴隆的缘由,师挚录之于《国风》之首,目的在于见微知著(《检论》 401)。与《六诗说》一样,这又是一则推翻成说,将《诗》的渊源向历史前端延伸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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